广州这座具有2222年悠久历史的城市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

说广州是个水灵灵的城市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珠江水承载着其厚重的历史，无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抑或寻常百姓的家事，都与珠江水密不可分，老广们世世代代以水为生命之源，他们视水为神灵，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会与水为伴，人们习惯的饮食文化当中从早茶开始，到晚餐时的老火靓汤结束，一天当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水。

水文化即是广府文化，水历史即是岭南历史。

 

始于秦汉

 

广州，北依山地，南临南海，总体上形成了以山，城，田，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特征。北部山脉蜿蜒，峰峦叠翠，绵延不断，珠江及其众多的支流横穿整个城市，南部平原沃野，河道交错，阡陌纵横。

广州，犹如一颗南海明珠，始终照亮着中国前行的路，那些历史中往来的人物，那些开新风气的创举，无一不被这座极具包容力的城市所记住，一如广州的水，广淼平静，历经风雨看透世事变幻，仍静静地流淌。

广州城最初的历史可追随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进军岭南，设置南海郡，首先修筑番禺城，它从此一直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时广州就是一座水城，历史比威尼斯还悠久，城内众多纵横交错的河网、湖泊、沼泽，而东濠涌就是广州古城的护城河，历史上的东濠涌是珠江的一条天然支流，发源自白云山的甘溪、文溪，止于今天的法政路附近。甘溪自唐代时期疏浚后就开始通航，甘溪下游称文溪,就在今广州仓边路、长塘街一带，是广州城东的交通要道；其水质良好，也是当时广州居民的主要供水渠之一。

尽管清末以后百年间，随着古城墙拆除、开辟马路、水运逐渐衰落等使得城内河涌逐渐湮没而失去“水城”特色，但水的文化却深深浸润在广州的每一寸土地。

 

丝绸“水”路

 

海上丝路，是中国民族整体记忆的骄傲。广州，是这条水路的起点，也是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两千多年前，由广州(番禺)启碇，通过这条海路沟通了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地，有了最早的文化交流与智慧火花的碰撞，是广州的水开启了交流的大门。根据史籍记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秦汉同印度地区、隋唐同阿拉伯地区、明清同欧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以广州为主要基地。从广州驾船远航，我国丝绸、瓷器、茶叶和其他商品，不断辗转运往世界各地，同时，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商人、使者、传教士和华侨而弘扬海外。从科学到艺术，数以千计的作物品种及背后的不同国家的文化从这条水路引进，对大中华文明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尽管被崛起的泉州所替代，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广州可谓是经得起考验，长期不衰的大港。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使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那时，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而作为文明传输纽带的水路，不仅运载了大量器物，记录了历史，也同样以水之阴柔书写着历史。

水在珠江北岸，广州东面黄埔的庙头村，面临扶胥江，背靠广州，是古代出入广州的海路交通重地，经此放洋出海，可以抵达南海各国。扶胥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被称为“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这里成为建海神庙十分理想之地，于是人们就在此建立了南海神庙。南海神庙占地3万平方米，是明代建筑风格，恢宏壮观且古朴大方，是我国古代海神庙中惟一遗存下来的最完整、规模最大建筑群。

南海庙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是清代建筑，但仍保留隋唐时代的规模和建制。修复前大殿仅存殿堂，如今庙宇规模宏大，这是座五进的殿堂，由南至北依次为头门、仪门及复廊、礼亭、大殿和昭灵宫。南海神庙门前有石牌坊，额题“海不扬波”。庙中保存有历代的许多石刻，还保存汉代和明代的铜鼓和制钟，以及南海神玉印等重要的文物。从唐代开始，南海神庙便香火日盛，各朝代政府也派人前往管理庙事。南海神庙已成为四海神庙中香客最多、地位最高的一个，也是珠江人对于水之敬的真切体现。

在古代，南海神庙就是就广州的地标，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贸易文化的精神象征。

 

变革之城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当年在广州起义。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当年春天，孙中山就表示要倾覆清政府，“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 孙中山主要在广州及附近活动，为发动起义做准备。这次起义虽然未及发动便失败，但开始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事业，成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开端，也是广州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重要舞台的开始。

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曾回顾了兴中会建立到黄花岗起义的10次主要的起义，其中有8次是在广东境内举行的。尤其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在武昌起义之前，广东是反清革命的主战场，而广州更是核心之地，是广州城独特的“和平光复”。

选择水乡广州其实并非偶然，当年的革命志士讨论过好几处起义地点，孙中山认为“以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这是广州人如水般奔腾的热情。也许正是广州市内河流密集，紧靠出海口，无论是通往澳门，香港，还是海外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战场上可攻可守。同样广州的水乡文化养育了一批极具平和与包容力的革命志士，世代通商的港口文化使广州人更能深刻体会到外夷入侵所带给这片原本宁静水乡的破坏。从“聚人”、“接济”、“进取”几个条件看，都无法舍弃广东。

对于孙中山来说，革命事业的成功不仅倚靠天时地利，还有人和。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是他最得力的四个助手，恰恰都是广州人。不仅如此，1911年成立的广东军政府里，胡汉民、陈炯明，陈景华等，都在政治上最接近孙中山。

辛亥革命及此后二十多年，对中国政治时局影响最大的，非广州人莫属，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三派里，汪、胡都是广州人。中国有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论是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还是辛亥革命的政权余波，都从未离开过这座水城。孙中山曾对国民党一大为何在广州召开这样评价道：“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广州已经成为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大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近代中国风风雨雨的每一步，都有这片水乡关注的目光，都嵌入她润物无声的影响。再动荡的历史也有趋于平静的一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更是不破的真理。从七十二烈士墓的黄花岗，到召开中共三大的红楼，广州这座水城在近代史上不断更新着历史的坐标，经历了祖国统一与特殊的红色年代，南大门的广州再次走向了改革之巅。

 

1949年8月8日的广州全景图。   

1949年，临近解放时候的广州。

民国初期的珠江两岸。

珠江边停靠着水上人家赖以维生的渔船。（本版图片由罗林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