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羽
索菲特、喜来登、希尔顿、万豪、四季、文华东方，这些高端的国际酒店品牌，从2010年6月到2011年中，陆续进驻广州，业界为之振奋。
“我们觉得需要呼吁，希望广州借着国际品牌酒店纷纷进驻广州的机会，打造广州国际会展城市形象。”广州市酒店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国际知名酒店预期将会为广州带来更多国际客人、国际货源，对提升广州的知名度及会展业都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酒店——商贸——会展——物流”，这条吸引越来越多目光的现代价值链，正奠基于一家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酒店——位于沙面的白天鹅酒店。这家开业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的酒店，不单为这座因重重困厄而陷入沉寂的古老商都带来了一个代表复苏希望的商业新地标，更吹散了浑浑噩噩的迷梦，重新唤醒了广州因大锅饭政策而沉睡良久的商业进取精神。
如今，白天鹅酒店的锻造者霍英东已然逝去，但属于这座酒店以及广州商业的传奇仍在续写。
沙面
位于荔湾区的沙面历来是本地人和游客悠闲漫步的首选，这里的24小时均充满生气：早上８点，晨运的老人一板一眼地舞着手中的银剑，沙面也和这座城市一道醒来；到了早上10点，外国面孔出现在沙面的大街小巷，怀里抱着刚刚收养的中国孤儿，阳光透过树荫斑驳地投射在他们的脸庞上；中午，饕客群聚于名声响亮的粤菜馆，一辆辆的汽车停满了沙面不多的空地；下午３点，安静的观画人开始步入这里四处散布的艺廊，低调地从纪念品水准的画作中寻找遗珠；傍晚６时，更多老饕来到沙面，空气中飘着食物的味道；晚上9点，蜡烛在一家家酒店中点亮，人们在这里看与被看。这座水上绿洲凝聚了整个广州的神韵。
很难相信，30年前这里还一片破败。被誉为“万国建筑群”的沙面殖民时期建筑，由于要容纳更多生活贫困的居住人口，被切割成房中房，昔日由英法两国殖民者留下来的华美内饰几乎不复存在。一如走出了多灾多难的60与70年代的广州，沙面百废待兴。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后，伴随着广交会规模的壮大，往来广州的客商已日益增加，然而当时的广州仍然苦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只有招待所，没有酒店。至今仍然有人记得，当时前来广州的外商，往往只能撤掉桌子，直接在酒楼铺床过夜。宾馆奇缺的局面，邓小平当然明白，他因此要求在全国几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
而被内地誉为红色资本家的霍英东此时进入了国内政府的视野。根据公开资料，早在1978年，香港新华社就与霍英东接触，希望他能带头与内地合作兴建一家旅游饭店。霍英东起初希望捐赠半个宾馆、500个房间，但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副省长杨尚昆都认为等于伸手问霍英东要钱，认为不妥。在经过长达10个月的彼此磋商后，最终霍英东与广东省政府双方选择了合资兴建该酒店，并获得了国务院批准。
此时，摆在新酒店面前有三个选址。其一，现广州中国大酒店所在的流花路路口；其二，现广州花园酒店所在的环市路段；其三，沙面。根据知情人士的回忆，第一、第二个选项都很快就被霍英东排除，因为均要占用耕地，剩下了最终选择——沙面。该人士称，正是因为沙面作为租界的历史，以及其随之享有的在欧美客商中的知名度，令其相信这一选址在商业知名度上是好选择，更重要的是，霍英东认为这“能长民族志气”。
霍英东很清楚沙面的历史。这片旧称拾翠洲、占地330亩的土地，曾经是珠江北岸一片连贯土地的边缘，乃珠江冲积而成的沙洲，因而得名。这里作为国内外通商要津和游览地的历史，更可一路追溯至宋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侵略者于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凭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恢复商馆洋行”为理由，按一亩地一千五百钱的租界费，强迫两广总督租借沙面。
为避免受广州“暴民”威胁，英、法侵略者随即挖了一道河涌把沙面和沙基分开，形成沙面岛。沙面东面1/5为法租界，约66亩。以西4/5为英租界，约264亩。规定沿沙面河涌宽90英尺，贴近沙面的45英尺范围属于沙面租界。中国船只不能停泊，原居于沙面的寮民也悉数被迁走。至此，一般的中国百姓无法再踏进沙面一步。至19世纪末，沙面边成为一个拥有领事馆、教堂、银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酒店、住宅、俱乐部、酒吧、网球场和游泳场等各种公共设施的城中之城。租界内各种权力则由英法驻广州领事直接控制。
直到国民政府于1946年10月颁布《收回沙面租界为本市辖区令》，收回租界，沙面才重新成为广州市的一部分。
活水
拥有书写历史新篇章的气概是一回事，如何在物资紧缺、人心锁闭的改革开放之初，兴建一座国际水准的酒店，又是另一回事。
建设一个大酒店，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大部分要靠进口，更麻烦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几个部门盖一大串公章。白天鹅宾馆办公室主任黄抗美回忆，当时所有东西都要进口，中国连牙签都没有。
但物资与成本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毕竟霍英东为白天鹅投资了5000万港币，接受了每间客房造价10万港元的成本，在经营过程中又捐赠给宾馆约4000万港币。于是酒店在3年内建好了。但酒店业是关于人的生意，需要最灵活的思维，但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策磨难后，“商业精神”似乎被消磨殆尽。霍英东去工厂参观时就发现，在自己上洗手间的间隙，工人会把机器关掉休息；到农村参观，车队一过，农民就放下锄头什么都不干。“做又36，唔做又36（粤语：干活拿36块，不干活也拿36块）”是当时一句广为流传的玩笑话，道破了怠工思维与低效经济间的因果。
霍英东借来疏导思维阻塞的“活水”，居然始于一场晚宴。1982年10月15日，广交会的秋交会开幕，海内外商贾云集广州。白天鹅宾馆为此决定于10月14日试营业。霍英东为了让有关部门保障酒店的顺利开业，早已广发“英雄帖”，邀请各级领导入住，当晚的客人就包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
任仲夷一行抵达后，霍英东却吃了一惊。他原本预期客人不多，只需准备两桌四菜一汤，谁知陪同任仲夷而来的却有100多人，把当时举行宴会的餐厅都坐满了，需要临时增加至21桌九菜一汤。在可能出“洋相”的自觉下，霍英东亲自上阵督战厨房，结果却让他喜出望外：21桌精心准备的菜式，全部均由白天鹅的国内员工出品。
白天鹅酒店集团副总经理彭树挺仍记得，在那场晚宴结束后，霍英东对下属说：“中国人只要体制改变了，只要不再‘做又36，唔做又36’，外国人办得到的事情中国人也办得到。‘白天鹅’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要你们做一个赚钱的酒店，而是要你们做一间好的酒店，做一间能够在改革开放里面起到窗口作用的酒店。”
事实上，霍英东筹建白天鹅的时候就专门同一所中学合作，专门培训白天鹅的员工。培训规模为日校生800人，夜校生400人（所谓夜校生就是年纪大一点，但是长相、文化程度、思想各方面都不错），于是白天鹅宾馆一开业，就已经有了1200个中专生和大专生。这当然仍不足够。考虑到大部分管理人员外语不行，霍英东还从香港理工学院邀请了一些老师前来广州讲课，并在他们讲课后编辑教材，供员工反复学习。此外，霍先生又聘请了一位美国顾问。这位洋顾问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专门帮助国外的集团管理高级酒店。他到白天鹅后，参与了员工培训项目，并设计了管理体制。
1986年起担任白天鹅宾馆总经理的杨小鹏回忆称，白天鹅亦是最早外派员工出国学习的中国酒店，开业的头两年霍英东就派人到香港和澳门考察学习。当时，内地几乎没有人具备经营和管理大型酒店的经验和能力，霍英东对忧心忡忡的管理人员说：“要我把全国的总经理送到国外培训，我没有办法，但你们可以到世界上最好的酒店去吃去住，把人家的东西学过来。” 他每年都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亲自陪酒店经理到世界各地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餐厅，并且把“白天鹅”一百多位部门级别以上的主管送到境外培训。
“1983年，当时我是副总经理，去了一趟美国。我们的团长是当时的江苏省旅游局局长。他是农业书记出身，提出要到农夫家考察，想了解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杨小鹏回忆说，在获得主人的允许之后，他们一行参观了其卧室、浴室和厨房。“真是开眼啊。卧室里铺着长羊毛地毯，卫生间很大，放了一个吸尘器。吸尘器在美国是日常生活用品，就连小孩儿都懂得如何使用。由于生活水平不一样，在当时我们这里吸尘器就是奢侈品，吸尘器的使用都必须培训，不培训的话我们酒店的服务员见了钉子都要吸。”
这些对外考察，令白天鹅的员工迅速发现了自身与国外酒店的差距，并为之努力缩短距离。自1986年起，白天鹅每年送8位员工到康乃尔和瑞士洛桑学习，20年下来一共外派了160位员工，霍英东为之承担了6000万港元的成本。即使有100名员工事后跳槽，还留下了60位骨干。1991年，白天鹅出版了《白天鹅宾馆管理实务》，总结了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五星级酒店方方面面的管理经验，希望能为中国越来越多的酒店提供借鉴。
先河
打点好硬件和软件后，霍英东试图让敢为天下先的广州商业精神重新回归珠水。
鲜为人知的一个例子，就是白天鹅率先引入和接受信用卡交易结算。尽管1980年代距离美国银行发行全球第一张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信用卡已经过去了超过20年，但在当时普遍只接受现金交易的中国，信用卡是绝对的稀罕物，何况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当时均没有信用卡业务，只接受现款交易或支票交易。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时白天鹅的管理层多数倾向不使用信用卡交易，担心无法获知信用卡持有人的信用状况，产生坏账。但霍英东力排众议，表明态度称，白天鹅对外要进行国际业务，必须要遵循国际标准。于是白天鹅在1983年在全国酒店行业率先使用信用卡结账，震动业界。
杨小鹏表示，当时白天鹅选择与南洋商业银行合作，然后再与中国银行结账。这一被视为风险之举的动作，令白天鹅进一步获得了高端客户的青睐。而白天鹅的做法也为后来者扫清了信用结算的障碍，自此更多的国内酒店接受了国际信用卡支付。
另一件奠定白天鹅引领国内商业风潮的事件，是白天鹅促成了中国现代商标保护制度的诞生。杨小鹏表示，正由于白天鹅的名气，“白天鹅”三字在1980年代经常被盗用、滥用。“我当了总经理之后，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接投诉，白天鹅宾馆是骗子。想我得罪谁了，就也不吭声，先听他怎么说。三分钟之后，对方说，你怎么不吭声，不辩解了？我说，我怎么骗你了，我们明码实价。他说，你们白天鹅公司的录音带就骗我了。”
杨小鹏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很生气，因为白天鹅除了酒店本身，唯一的副业就是一家牙签厂，被投诉录音带问题是李代桃僵。随后白天鹅宾馆尝试向国家工商部门寻求对“白天鹅”商标的保护，以维护宾馆的声誉和形象，但却发现此时中国仍未开始有服务商标的注册。在忍受品牌被侵害多年后，白天鹅宾馆于1987年注册了糕点、面包、茶食的“白天鹅”产品商标，以保护宾馆自产包点、面包等食品的商标专用权。
1994年10月，国家工商局终于开始办理服务商标注册，考虑到白天鹅宾馆的“白天鹅”商标最早提出有关申请，国家工商局将中国第001号服务商标授予了到白天鹅宾馆。由此中国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也掀开了新篇章。2000年，白天鹅宾馆注册并在宾馆服务上应用的“白天鹅”商标更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在白天鹅的带动之下，广州亦一跃成为全国酒店业发展的火车头。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七家香港财团投资建设的广州中国大酒店于1984年开业，利铭泽、李兆基等投资建设的广州花园酒店于1985年开业。在广州这些首批顶级酒店走过20多年的发展之路后，广州亦迎来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新一波酒店业发展热潮。旗下拥有诺富特、铂尔曼、索菲特等品牌的法国雅高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副总裁马睿就表示，广州已经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市场，“所有的国际品牌都不可能对这里的机会视而不见”。
但是，在外资品牌陆续进驻，本土品牌纷纷升级（花园酒店便于1997年获得“白金五星级饭店”称号）之际，作为珠江沿岸酒店业弄潮儿的白天鹅宾馆却逐渐放慢了脚步，被外界视为依靠惯性驱动增长。为了重新找回引领广州酒店业乃至商业的地位，白天鹅宾馆敲定在今年9月16日对酒店客房开始进行装修，装修为期约一年。天鹅新生，歌声会否仍然嘹亮？这值得满心期待。用霍英东的话说，正是这家酒店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水平、一个国家的水平，外国人对中国的信心，也从这里开始建立，谁又能断定在20多年后其不会再次引领风骚？
白天鹅建成之初的全景图，当时周边尚是一片郁郁葱葱。
1990年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霍英东。
白天鹅酒店夜景。
霍英东先生投资的白天鹅宾馆是我国第一间世界公认的一流酒店。
由霍英东、何贤、何添先生捐资建成的广州洛溪大桥。
1985年黄球、利铭泽先生与中方合资兴建了花园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