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茂军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船舶馆展出的24艘船模中，有一艘名曰“耆英号”，是中国第一次到达欧美的船只。
就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而言，“耆英号”应该没有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亮相，尽管它当时就停泊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甚至这艘船上的一位中国译员也以清朝官员的形象被请到首届世博会的嘉宾席就坐，甚至尊贵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曾亲临“耆英号”……但它到底没有被架到海德公园，正式成为世博会中国展区的展品。
“耆英号”成为世博会正式展品是在159年后的今天，而现在的“耆英号”，仅仅是一艘只能航行在昨日之河的船。
“耆英号”的诞生
让我们回到1846年的香港。这个时候，香港已经割让给英国4年了，大量的英国商人涌入淘金。
8月的一天，4个英国人收购了一条往来于广州和南洋之间运输茶叶的中国帆船。这4个英国人有着各自的淘金梦：Douglas Lapraik的梦想是开一间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航运公司，他在1863年后梦想成真，垄断了香港和福州之间的航运；Thomas Ash Lane把眼光盯牢了那些靠港的水手，4年后他和一位叫Ninian Crawford的同乡开了家饼干铺，这家饼干铺叫Lane Crawford，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连卡佛”；而自称是船长的Charles Kellet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骗子、暴徒和酒鬼。
他们买这艘船的目的是要开回英国去，展出、收门票。
今天的人们似乎很难理解道格拉斯们当时的决定，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出于猎奇吗？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以蒸汽为动力的铁壳轮船。我们今天能从史料中查到的最早在中国水域巡弋的蒸汽轮船，是1830年4月19日英国在印度制造的轮船“福士”号来到珠江口的伶仃岛，当中国的引水员上船时，目瞪口呆地看着它顶风逆潮，破浪前进……从那时候起，中国帆船就面临挑战与淘汰。
把这样一艘技术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木质帆船开回英国去，本身就是一次冒险。
从目前能查阅到的史料看，那几位英国人买船的动机的确不太复杂，可以看成是几个年轻的冒失鬼的头脑发热，有资料甚至说他们要把这次展览搞成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一个活动，虽然女王登基已经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事实是，从8月份购进到12月份起航，这4个英国人确定了Kellet出任船长，并且将这艘船命名为“耆英号”——这项命名今天看来有些促狭，因为耆英正是1842年代表清朝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钦差大臣，这份条约明确了香港成为英属殖民地——另外，“耆英号”招募了30位中国水手和一位叫希生的中国译员。
有必要说说这个希生，因为他是西方公认的代表中国出席首届世博会的第一人。
1851年5月1日，伦敦世博会开幕，5月10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一幅名为《中国官员在开幕式》的版画（那时版画还是报纸制作图片新闻的主要方式），画面中右起第三位是一身着清朝官服的中国男子，“他侧身而立，神态有几分昂然，在一群穿燕尾服、戴礼帽的西方绅士中间显得很醒目。”
这位中国官员就是希生。
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曾经报道说，“(希生)还被英国画家Henry Selous画进了根据开幕式场景绘制的巨幅油画，作品现收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这幅画上，‘希生老爷’站在右侧观礼嘉宾的前排，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据说，自1846年12月6日随“耆英号”离开香港，直到1853年“耆英号”结束它在泰晤士河上的展览，这个期间希生一直没有离开过。
希生的真实身份有点“语焉不详”，其自称“四品官员”的身份被一致否认，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当时香港或者广州某个商行里的买办。
渐行渐远的文明
“耆英号”扬帆出海踏上不归的航程时，正是香港被确立为英国在远东的航运基地的年份。
英国人在解决本国商船货物装卸、轮船给养和维修等航运问题的同时，觊觎更为广阔的中国内地航运市场，广州成为这一扩张图谋的第一站。1846年，英国人柯拜获准在广州黄埔兴办轮船修理业。同年，两艘外轮也被获准经营香港到广州间的航运业务。
这些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不仅快捷，而且安全，最重要的是“运费一律低廉，低到中国商人甚至可以利用轮船来运酱菜”。尽管本土航运业抱怨说，外商和洋轮得到了不平等条约和领事保障而愈趋优越，但器不如人和技不如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更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候，海上保险制度逐渐推行，以风为主要动力的中国帆船往往成为海盗袭击的目标。“你能保险吗？”几乎是所有中国商人必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他们不得不弃传统帆船而去。不夸张地说，海上保险制度消灭了中国帆船。
1873年，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商务报告中说，广州的海上运输已为欧美人所垄断，“他们的轮船替代了木船货运，以致该业全部消失”。这一说法虽然过于绝对，但在向外国人开放的沿海与内河水域，的确已很难见风帆的身影。
“耆英号”在欧美展示的，其实是一种渐行渐远的文明。
1848年，也就是“耆英号”抵达伦敦的那年，一位叫福钧的英国植物学家在其家信中写道：“我上一次离开上海时(1843年)，的确有一两家商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规模巨大的城市了。”
吊诡的是，随着上海的日渐蓬勃，广州这个得西风之先的城市却日渐萎靡。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鸦片战争中，广州人和英国人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发生的‘亚波罗’号事件，以及抵制西人入城等，即可证明这一点。加之太平天国的起义及由此而引起的红巾军起义，都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处于动乱的环境，不利于商业的进行。”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区位的不同。
上海不仅地处长江入海口，更是中分中国海岸线，南北洋航线在这里和长江水系交汇，中国广阔的贸易腹地由此訇然中开，这是英国等西方列强弃广州旧爱、觅上海新欢最主要的动因。这种转移对于传统的中国帆船运输业而言是又一次打击，航线的倍数增长对船舶的要求就像是大浪淘沙。
恍惚如昨的中国元素
商业阵地的转移导致商业人员的迁徙。
“原充当十三行商、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人，本与西商有种种的联系。就他们与西商的人际关系、具备西方的知识，以及语言条件等而论，是国内别的商帮所不能比拟与替代的。西商到人地生疏的上海，非他们充当中介不可。他们既不能困守广州，只好理智地同西商一起转移上海，以图发展……从此他们走上更广阔的天地，扮演了一个商场上伴随着骂名的显赫角色——买办商人。”
就在希生随“耆英号”在大西洋颠簸的同时，他的一位同乡兼同行也驭舟抵达上海，这位叫徐荣村的香山人，是上海开埠后最早一批抵达的广东买办，他的主营业是丝、茶。1851年，英国宣布举办首届世博会，徐荣村立刻嗅到了商机，他命人精选了12包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快船送到伦敦。
“荣记湖丝”为中国捧回了第一块世博会金奖。
在前面提到的《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中，徐荣村及其家眷也参加了伦敦世博会，遗憾的是，因为他们所搭乘的商船在海上遇到了麻烦，这一家子没能赶在世博会开幕的5月1日前抵达，而是在1851年8月10日才在离伦敦不远的格雷夫森德登陆，这时已经是世博会开幕3个月后了。
但这个不远万里漂洋过海的中国家庭，马上被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因为是为了“鼓励他们能够克服女人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在会见过程中3位女眷很受欢迎，“二夫人给女王表演了唱歌，大夫人把英国摄影家贝尔德给她们家庭拍摄的银版照片呈送给女王，大夫人的嫂子则把自己亲手缝制的带金边的三寸金莲鞋赠予公主。”
极具戏剧性的这一幕，在所有的中国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包括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北岭徐氏宗谱》。2002年，该馆的研究人员正是从这本宗谱中，找到了徐荣村的“荣记湖丝”获奖的记录。但在这本以光宗耀祖为宗旨的书中，却只字未提远赴伦敦并受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一事。而详细报道这一幕的《伦敦新闻画报》，报道的这个来自广州的家庭，男主人叫“Chung Attai”，或者“Chung Atai”，直译应为“琼阿德”。《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就是根据这一直译的名字，认定就是“字德琼，号荣村”的徐氏买办。
这实在是个很大胆的断言。
1847年，纽约一家法庭的文件中，记录了当时靠港的“耆英号”部分中国水手的名字，这份名单上的第二位就是一位叫“Chien Atai”的广州水手，考虑到这些英文名字是根据水手们当时的广东口音做出的音译，今天的我们实在看不出Chien Atai和Chung Atai有多大的差别。总之，“琼阿德”在广东实在是一个过于普遍的名字，我们很难就此认定那位Chung Atai就是徐荣村。
但是，“荣记湖丝”获奖是一确凿的事实，1851年5月伦敦世博会开幕式上有一位“广东希生老爷”也不假，3个月后一户来自广州的中国家庭与会也有史可查，在这个期间，泰晤士河上停泊着一艘中国帆船也是事实，这些中国元素，在首届世博会上有着怎样的风云际会呢？
如今所有的一切，都恍若昨日之河上氤氲不散的水汽，邈远得不可触摸。
